那是條狹窄陰暗的小巷弄，兩旁商店都已打烊，那個不亮的看板是尋找派出所的唯一線索。循著箭頭左轉進小巷子裡的小胡同，起初連派出所標誌都找不到，再往前走，頭頂上出現昏暗的日光燈，派出所燈箱旁是未亮燈的「夜間報案」。
跨過幾窪小水坑後摸黑爬上十幾級階梯，再右轉幾步後，我們才狐疑的踏進那個可能是大門的大門。
迎面而來的是個上半身制服完全敞開的民警，我說錢包被偷來報案，他拉開嗓門喊了誰。一個警察現身，問丟了多少錢，他沉吟一會後說，帶他們上去做個材料。
派出所裡有張長長的靠背木椅，一個包著頭巾的女人正側躺在上面睡覺，幾乎佔住整條木椅，一個蓬頭垢面六歲左右的小男孩站在椅子旁，紅通通的臉上有鮮明的新疆人輪廓。
跟著民警，我們小心翼翼地憑著腳感爬上通往樓上的樓梯避免踩空，無燈的樓梯並未比外面的好到哪裡，不過扶手至少是石製而非鏽鐵。
穿繞科室之間，我們被請進一間只有四小張公事桌的辦公室。等了幾分鐘，那個一星警察進來後以緩慢的節奏開場，期間還拉出抽屜，我以為他正在找煙，但他只掏出一片口香糖，自顧自地咀嚼起來。
警察握著老鋼筆埋首在紙質粗糙的筆錄紙上書寫著，我與站在空氣中無言的櫃子沉默相望。靠牆的櫃子有些KTV酒店等的檔案夾，室內有趣的只有我桌上的槍枝使用紀錄簿與抽屜旁的小鎖。
約莫十分鐘後，警察才從他的筆錄上抬起頭來，問我的名字。遞上證件，警察左翻右翻好幾遍，「你是台灣人?」。
接著警察問什麼，我就答什麼，除了錢包內的金額，一些不重要的內容物並不在警察紀錄範圍內。筆錄龜速的行進，直到警察接了一通私人的手機電話，老鋼筆才大步急轉邁成尾聲。
最後警察將筆錄推到我面前，要我寫下他唸的句子，然後簽名。警察一口東北口音，沒等我會意過來他早已唸完整段話，我只好不斷請他逐字複述。握著陌生的老鋼筆刻著生硬的句子，當警察最後唸道以上屬實時之類的句子時，我甚至連幾頁筆錄內容是什麼都不知道。
警察說他姓L，如果有什麼問題可以打電話找他，不知道為什麼，我總覺得那份筆錄會在我們轉身離開時就進了垃圾筒。
下樓後，剛剛睡在木椅上的女人醒了，而且發出很大的聲音。
「我走…他們…後面…他們說小偷小偷…」操著相當生澀的普通話，包著頭巾的新疆女人誇張地揮舞著雙臂，希望警察相信她是無辜的，男孩在一旁發呆，看見阿肅，他的眼睛忽然亮了起來，「哈囉」，男孩微笑著說。
幾次在中國被偷錢的倒楣事都發生在住處或五星級飯店房內，唯獨這次竊賊在明亮的餐廳手法高明來去自如，令人又氣又驚。雖然心疼這次被偷走相當於本地辦公室職員一個月月薪的金額，但我最掛念的還是那個塑膠錢包。
塑膠錢包見證過我們經歷過中國的SARS時期。在那個人人視密閉空間為畏途，多數人不敢搭交通工具的特殊時空，塑膠錢包是當時航空公司對搭機者的感謝。它跟著我很多年，雖然不是名牌卻精美實用，小巧防水耐摔不變形，它讓SARS時期的鮮明人性永留在我心底，可惜竊賊竊走我的時代標記，於是這段記憶將變得不再徹底不再具體。
